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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时代,博物馆数字化如何“讲故事”?

博物馆,正在与一场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相遇。

事实上,据钛媒体了解,“博物馆数字化”的概念提出已有十余年,这期间,从博物馆运营者的心态,到受众对博物馆体验的需求,都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你可以看到,展品配合LED屏、投影和动画营造光影氛围,借助3R与观众实现虚拟互动,在博物馆界都已不是新鲜事。对于未展出的藏品,观众也可以足不出户观赏到,还可以更为细致的360°无死角“把玩”。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传播层面的多媒体化、交互性与传授关系上的多元与自由。仅就中国本土的博物馆而言,技术已经对博物馆的面貌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改变,数字技术改变了博物馆管理藏品、研究、策展和与观众建立关系的方式等等。如今,博物馆们纷纷开始讲述自己的“数字化”故事。

然而,博物馆的技术“进化”过程并不容易。博物馆对藏品“公共性”认知的不足、因政策问题导致的资金的缺乏、跨界人才的稀缺和数字化内核“故事性”不足,这四大问题或困境,使博物馆依然难以满足受众对数字化的期许。


1、对博物馆的“开放性”使命认识不足

在钛媒体与国内多家与博物馆有过合作、或有意象合作的技术供应商们的交流中,可以充分感受到技术越来越完备的趋势,这些供应商均告诉钛媒体,但凡是适合拿来做数字化展示的藏品,只要有配套合适的解决方案,技术层面的实现并不是难点。什么原因呢?

国内某民营美术馆的策展人士告诉钛媒体,中国博物馆做数字化的障碍在于:艺术类博物馆对藏品的“公共性”缺乏认知。一个典型的实例是,当有关机构希望推进北京某艺术馆展品的数字化时,该博物馆机构认为,艺术品的全方位数字化会使得原本只属于馆藏的资源共享给了全社会,艺术馆会失掉对作品的“独占性”,由此,馆藏作品就缺少了其稀有价值——类似的观念,从源头上阻塞了我国数字化的进程。

《可视的艺术——从教堂到博物馆》一书的作者李军曾谈到,现代博物馆在模塑的过程中对于不分高低贵贱、男女老少咸宜的选择,针对所有人开放的性质,给予任何人欣赏它的权利,直接促成了博物馆公众普适性的生成。也就是说,对所有公众的开放性原则,才是现代博物馆应该履行的使命。

在海外,就不乏这种“因开放而受益”的博物馆案例。2017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与微软、麻省理工合作,通过“开放获取计划”(Open Access Program)将其所收藏的、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37.5万幅画作全部公之于世(注:在国际上,画作和著作的原作者死后70年内,该作品的版权归属创作者家属及其后人,此后作品便进入了公有领域),这些画作可以下载、复制、更改,甚至用于商业用途。


大都会博物馆可下载的、进入公共领域的图片

大都会博物馆数码部门主任洛伊克·塔伦持有这样的观点:“我们博物馆正在用心探索在数码时代敞开大门意味着什么,确保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接触到大都会博物馆,尽力减少世人与激发他们灵感的艺术品之间的隔阂,这是我们的全球目标。”目前,包括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印第安纳波利斯美术馆、耶鲁大学艺术馆等在内的多家博物馆,也加入了开放资源的阵营,可见对于美国的艺术馆来说,资源开放的普遍意识已经形成,甚至渐成风潮。

不过,无论是非国有或国有的博物馆,想要积累大量的传世馆藏作品,也绝非一日之功。除此之外,如何在版权问题与公共开放性之间寻求到恰到好处的平衡点,是艺术馆行业需要思考的另一个议题。在这一点上,国外也有相对成熟的案例可循。

钛媒体此前曾深度介绍了科技巨头谷歌在全球推出的 Google Arts & Culture项目。该数字化项目对艺术、博物馆领域的数字化做出了很棒的尝试——把全球1000+博物馆搬到了线上。从2012年开始,Google Arts & Culture在收获了文化拥趸的众多好评;但与此同时,也面临过一些版权纷争。


属于谷歌版权的博物馆内景(该图片由钛媒体经官方App获得)

最终,Google Arts & Culture 就平台上收录的现当代馆藏品,与众多博物馆达成了如下共识:“网站上展示的艺术品的高分辨率图像归博物馆所有,这些图像可能受到世界各地版权法的限制,不能下载,但是链接可以分享到社交平台,促进文化传播;虚拟博物馆中,展馆的内景图像版权归谷歌所有。”

借此,平台与博物馆之间达成了一定的利益平衡,又保证了受众的权益。Google Arts & Culture 在版权归属上的探索,为国内互联网平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样板。


2、“非盈利”悖论

不可否认,如今在中国,主动拥抱技术、寻求外部合作的博物馆越来越多;钛媒体还在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数博物馆管理者本身对数字化并没有太多排斥,有些管理者甚至对此有着独到的理解和认识,这极大提高了博物馆尝试数字化手段的效率。例如,在一些比较顺利的项目中,在技术设计环节,博物馆管理者可以充分尊重并理解设计师的想法,并且能够积极地推动项目结款、审批等一系列流程。也就是说,相比于“技术想改变什么”而言,博物馆方面主观推动项目进程的意愿更为重要。

然而,在中国的展馆博物馆行业,很多客观因素会限制博物馆管理者的“意愿”,尤其突出的一点,是非国有博物馆客观上资金的不足。因此,一位接受钛媒体采访的某技术供应商人士表示,困扰他们推进数字化项目的问题在于——博物馆在数字化方面有限的预算,难以控制其提出的过高数字化方案,彼此的供需之间无法匹配。

而博物馆资金来源如何解决,在国内外方式不甚相同。据央美馆长张子康、今日美术馆设计馆执行馆长罗怡合著的《艺术博物馆——理论与实务》一书所述,“在许多发达国家,以“免税”(尤其是“同额免税”)为核心,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艺术社会化运行体制。”

所谓“同额免税”,即指个人或企业可以将捐赠给艺术馆的资金百分之百用税收抵扣,换言之,这就是根据个人意愿对税收进行的细分分配;此外,在英美等国家,博物馆的资助人还可以获得慈善机构的身份,获得名誉,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相比而言,《中国的美术馆发展现状》中提及了国内的免税标准:美术馆所接受捐赠的部分,美术馆方可以享受免税;提供捐赠的组织或企业可将相当于捐赠额度12%的企业成本进行免税。显而易见,这与欧美国家的“同额免税”相去甚远。对于有心扶持展馆的企业与个人来说,没有渠道获得足够的回馈与认可,使之失去了付出的动力。

而早在1999年,一项美国博物馆学会的统计即显示,向政府申请拨款的美国博物馆中,政府拨款在博物馆的资金中占比为27.9%,个人或组织捐款平均为32.3%,博物馆的商店、参观门票和出版收入平均占28.6%,其余来自博物馆自己的母基金。换言之,对于美国艺术博物馆来说,社会筹款在上世纪末已占到了展馆收益的近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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